自年底45公里上海黄浦江滨江空间贯通以来，时间已过去一年。年相继公布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黄浦江、苏州河沿岸地区建设规划》《黄浦江两岸地区公共空间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年-年）》等规划文件，层层深入、具体细化，描绘了功能复合、协调发展的蓝图，开启了滨江空间“后贯通”发展的新契机。

以此上溯到年，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启动以来，以往集中于黄浦江两岸的重工业、高能耗等工厂企业相继关闭或撤离，推动了全市产业升级和城市转型。过去以交通运输、仓储码头、工厂企业为主的格局，开始逐步朝着以金融贸易、文化旅游、生态居住为主的方向转变，逐步由生产型向综合服务型的功能转换与定位升级。

自此，黄浦江作为上海通往“现代性”的门户作用逐渐消失，滨江空间进入了一种“后现代”的格局：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各种隔断视为空间结构化的方式，那么“贯通”实际上就是一场去结构化的“解构”行为。通过对空间要素的重新组织，解除其中出于生产的要求而建立起的种种屏障；在此意涵下，滨江作为“公共空间”的区域定位亦是水到渠成。

从空间的社会性到社会的空间性

包亚明曾在《现代性与都市文化理论》一书中认为，城市中的公共空间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对市民开放；二是要有公共活动，无论其参与者范围的大小。这二者不仅对公共空间而言是必要的，而且共同构成了公共空间的充分条件，并因此构成公共空间的一个定义。

从惯常的“空间本位”角度出发，将这一定义应用于黄浦江滨水空间的讨论，不难得出类似这样的结论：滨江空间的贯通标志着第一个条件的达成，因而当前所需要的是利用好空间，为之赋予合适的活动内容。

但与此同时，这一定义还只是描述性的和形式的。从文学文本到世界经验，向我们呈现的往往不是某种预先给定的空间，通过向市民的开放和容纳公共活动的发生而获得了某种作为偶然性的“公共空间”身份；毋宁说，在过往城市公共空间的建构中，总是那些首先作为活动地点的场所随着活动的日常开展而建构。

秦淮河的历史属性不是通过某种外显的文本介绍进入到人们的思绪之中，湘西的水与吊脚也并不诞生于景观的组织。桨声灯影、摇橹唱歌的日常使之具有了烟火的气息。但如果说它们只是某种前现代或“现代化”过程中特定族群通过他们的视角所看到的社会景观，那么像是年开始，以阿姆斯特丹、柏林为代表的一些城市鼓励民间手工业者和艺术家进入毗邻河岸的空地，则借公共艺术活动的活力带动公共空间的生成。

阿姆斯特丹

“请注意！”公共艺术活动地图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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